《两茎灯草》取自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一般的语文教师与学生研读严监生这个人物时，习惯于分析其吝啬鬼的形象，或拿其与西方文学中的其他吝啬鬼形象做比较，鲜有注意其中隐藏的文化逻辑。教师于课文中关注的重点，皆在小妾赵氏所说的“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能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随后于严监生溘然长逝之处，点出吝啬鬼形象，基本就算完成任务，再拓展一下的话，就是教育孩子不要当吝啬鬼，好东西要和大家分享之类的。

其实严监生是“吝啬鬼”这一信息的提取并非难事，教学中不需要多花时间、精力进行分析，但文字背后的文化逻辑则大可把玩。严监生临终所托的人物先是大侄子，再是二侄子，随后是抱着哥子的奶妈，最后是小妾赵氏。作者吴敬梓为什么要这样编排人物的出场顺序，换一种排法行吗？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和逻辑呢？

首先是“长幼有序”——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支柱，深入国家、社会、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荀子·君子篇》）在本文中，因大侄子为长，二侄子为次，哥子为幼，所以作者以此顺序编排人物出场，它是儒家传统文化在人们日常行为中的体现。

其次，从该段的语词顺序中也可见中国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周易·系辞上》中记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列子·天瑞》中也说“男女之别，男尊女卑”。在该文中，赵氏尽管是妾，是“枕边人”，在亲疏关系上有较大的优势，但在重要场合的排位上，只能位居男性之后。

比较奇怪的是奶妈，作为一个用人和外姓人，为何能在家里老爷弥留之际与大侄子、二侄子有同等发言权？奶妈虽是外人，但作为照顾哥子的人，可算是半个母亲，“母以子贵”，因此她的出场顺理成章。“母以子贵”的佐证在《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中也有：“任凭他是青楼婢妾，到得收他做了侧室，后来生出儿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贵……”可见“母以子贵”的重点是要有儿子，能够传宗接代——生了儿子就是“弄璋之喜”，生了女儿只能是“弄瓦之喜”。儿子倘若做了官，那就更了不得，为娘的即使是青楼婢妾，也照样可以被收为侧室甚至扶正。

这里需说明一下，赵氏置于奶妈之后，不仅是文化逻辑的原因，也是小说这一独特艺术的审美需要。一篇好的小说，剧情必然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若是将赵氏放在奶妈之前来描写，当她指出了两根灯草后，严监生双腿一蹬，后文便无法续写，奶妈和哥子出场的意义和机会都没有了——当然这是余话。

以文化逻辑统摄语词顺序甚至语言文字和文本，这样的例子在教材中也俯拾即是。例如统编教材五年级上册《将相和》，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立了功，赵王封他为上卿，但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廉颇立下了那么多战功，他蔺相如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从言语方式上就可看出廉颇傲慢，说话时“我”字当头，对别人直呼其名，完全是没有教养的武夫形象。而蔺相如是这样说话的：“诸位请想一想，廉将军和秦王比，谁厉害？”“秦王我都不怕，会怕廉将军吗？秦王之所以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仅仅通过这样的表达，一个深谋远虑的谦谦君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还有，在统编教材六年级上册《开国大典》中，出场人物是先官后民，官由大到小，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长幼有序”的特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由家庭结构辐射而来，官是“父母官”，民是“子民”，这样的言语背后，都是成百上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习惯和逻辑。

人的言语行为背后潜伏着文化逻辑，教材如此，现实生活也不例外——我们介绍家人，会依次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编排依照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内外有别而来。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会说“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优先，是西方的礼仪原则，可以追溯到领主时代的骑士精神。当然，人们在使用这样的言语或者行为时，大部分都“当局者迷”，都成了“文化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