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作时间制度的改变呼唤成人闲暇教育

闲暇时间和闲暇教育是相伴而生的，有闲暇时间即有闲暇教育。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时，只有10％的时间用于休闲。18世纪7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不仅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而且使休闲时间增加到23％。20世纪90年代，电子化动力机器的应用使得人们能够将生活中41％的时间用于追求娱乐闲暇。[7]由此进入21世纪，人们将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生产劳动时间缩短、家务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以及闲暇时间日益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感情表达方式和休闲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开始要求生活愈加个性化和丰富多彩。人生有两件事，一是为劳作，一是为休闲。不劳作，即是休闲，但休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成为一件郑重之事。甚至有美学家提出，“轻逸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生存姿态……劳作不是人生的主题”。1995年，国务院修订了《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其中第三条和第七条分别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新的工作制带给了成人更多的闲暇时间。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三个长假日”计划，这表示人的1/3的时间是在闲暇中度过的。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加，要求成人在工作之余学习和发展各种技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工作时间制度的变化，使得闲暇时间有了法律制度的保障，为成人闲暇教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因此，发展和推进成人闲暇教育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可行性。

(三)终身教育理念的践行需要成人闲暇教育

终身教育这一理念自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上被保罗·朗格朗正式提出以来，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付诸实践。终身教育是贯穿一个人生命始终的教育，是人们一生各个阶段所受各种教育的总和。终身教育的理念扩大了人们学习的内容范围、学习时间和学习场所，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可接受教育。朗格朗认为，“从生存的重要意义出发，终身教育包括大量新型的适应个体存在所必需的新的方式……冲破学校体制的束缚，以占有既和工作有关又和闲暇有关的人类活动的全部”。成人闲暇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终身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生存技能，使人们“学会生存”；而且还促使人们学会科学、自由地闲暇，提高生活质量，达到“学会生活”，而闲暇教育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

闲暇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生活经历相联系。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闲暇价值观，而在其形成闲暇价值观的过程中，也就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人”。成人闲暇教育具有审美性、自主性、丰富性、广泛性、终身性的特征，[8]它通过帮助成人树立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形成科学的闲暇态度，使成人合理安排闲暇时间，在快节奏的现代工作和生活中放松心情。成人闲暇教育还能够根据成人的身心特点，指导其选择合适的休闲方式，使其更好地愉悦身心，恢复体能，为生活和工作注入活力，更好地享受生活。此外，成人闲暇教育指向的是成人个体的发展，促使其适应变化，成为终身学习和自我实现的个体。

(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成人闲暇教育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由此，个体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可以促进和完成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发展。培养具有丰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教育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强调，闲暇时间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由时间的多少，不仅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社会进步……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10]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是一种生活的自由，而时间是闲暇的前提。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加为个人的自由活动和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契机。

促进成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通过劳动教育和闲暇教育的相互合作来实现。通过劳动教育，可以促使成人形成正确的劳动态度，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智力，提高身体素质。通过闲暇教育，可以帮助成人形成科学的闲暇价值观，提高获得独立支配闲暇时间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有价值地、理智地”利用闲暇时间，合理地进行闲暇活动，满足其闲暇生活的需要。“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而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又有着莫大的联系。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闲暇活动，只要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存才变得更有意义，幸福感也往往来得更强烈、更深沉”。[11]通过闲暇教育，成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选择闲暇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培养兴趣，发挥潜能，增进人际交往，在闲暇中获得丰富全面的知识，更加充分全面地享受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成为全面发展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