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立的起源：劳动与闲暇
在本书的第十九章，杜威很清楚地阐明了教育中的各种对立根本上是源于古希腊的二元人生哲学。这种二元论是基于人生而不平等的假设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划分为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他认为只有在极少数人中理性才能作为生活的规律发挥作用，而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主导他们生活的是植物性和动物性的非理性功能。基于此，社会阶级被划分成了可以免予劳动的阶级和必须为谋生而劳动的阶级，前者从事自由的理性活动，享受理智的、为闲暇生活作准备的教育；后者则从事奴性的活动，接受卑下的、机械的教育，以谋生为主的同时还必须为前者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一传统观念扩展到教育领域，就造成了教育中培养人的欣赏能力、解放人的思想与教授有用的和实际的技能这两者的对立，即闲暇和劳动的对立。想要有教养地享用自己的闲暇生活，就不能圈于谋生的艰辛；想要延续生命谋求更好的物质享受，就难以理智地、自由地休闲，鱼和熊掌，焉可得兼？所以在这一部分，杜威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实际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前后矛盾的混合物。”(275)这种矛盾杜威将之简化为“实用”科目和“文化”科目的彼此割裂，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校开设的很多“文化”科目过于“无用”，以致丧失了社会服务职能，而“实用”科目又太过功利，不注重解放思想或思维能力，而这样的教育显然和民主社会的要求是相违背的。